贺云翱：中国大运河是联通世界的“桥梁”

日本第十九次遣唐使入华路线示意图

滋养“海丝”城市和港城

中国古代的“海丝”城市或海港城市，大都分布在自然大河与海洋交汇之地，由于天然良港形成所需条件的特殊性及从港口通向内陆区域需要更加广阔的运输网络，沟通中国南北和东西区域及联通海洋的大运河运输网络，成为支撑中国古代“海丝”城市或港城的形成与发展的极重要条件。

唐代大运河名城——扬州城

“我们试举与唐代扬州港城和元代庆元（今宁波）港城的两项考古发现为例，一是在印度尼西亚勿里洞海域发现的唐代时期的‘黑石号沉船’，一是在韩国全罗南道新安近海海域发现的元代时期的‘新安沉船’。”

贺云翱介绍道，1998年在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附近发现的“黑石号”沉船，出水6.7万件唐代瓷器、金银器、铜镜等物品，其中仅长沙窑瓷器就有5.65万件，还有越窑、邢窑、巩县窑等诸多中国南北方不同窑口的瓷器。据北京大学齐东方教授等研究，认为该船的始发港应是大运河隋唐港城扬州。

韩国新安海底沉船考古

在韩国海域“新安沉船”上发现的中国瓷器包括大运河及长江、淮河沿线的诸多“窑口”生产的产品：景德镇窑、吉州窑、赣州窑、磁州窑、宜兴窑、老虎洞窑等，也有来自中国沿海的龙泉窑、义窑、磁灶窑、洪塘窑、石湾窑等产品。专家们认为，新安沉船作为从中国（元朝）装载货物前往日本并不幸于韩国（高丽）海域沉没的国际商贸船只，其在中国的始发港正是当时中国大运河最南端的著名国际化港城——庆元（今宁波），而且还可能经过苏州的太仓浏河港。

贺云翱表示，这些沉船上的考古发现，不仅展现了“海丝”城市和港城的发展，本身也构成了一个“国际化”的文化结构与景观，生动展现了当时中国通过大运河与外部世界发生深刻关联的历史事实。

“运输”域外商品和文化的纽带

古代从域外运入中国的商品包括香料、玻璃、宝石、陶瓷、硬木、银元、金银器、药材等，随之而来的还有除商品之外的宗教文化、建筑文化、艺术等海外文化元素。贺云翱表示：“这些东西进入中国内地，尤其是进入中国的都城，大运河是其最重要通道。”

贺云翱以古代唯一进入中国宫廷与市场的瓷器——“高丽青瓷”为例进行分析。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至今的70余年间，在中国境内的浙江、江苏、安徽、山东、河北、内蒙古、辽宁、黑龙江、北京、广西、台湾等地，陆续出土了一批高丽青瓷器（含残碎标本）。其时代为北宋至明代早期，代表着这一时期中国不同王朝与高丽王朝（918-1392）之间的外交、商业与文化交往。

高丽青瓷

贺云翱介绍，中国境内发现的高丽青瓷一是主要出土于宋、元时期由国家指定的可以进行国际贸易活动的海港城市，如北宋时期的明州（今浙江宁波）、南宋时期的明州（1195年改称庆元）、杭州；元代的庆元（今宁波）、太仓（今江苏太仓）、登州（今山东蓬莱市）等，它们大多数和大运河相联通。二是主要出土于宋元时期和大运河直接相连的都城区域。“迄今，中国出土高丽青瓷数量最多的是南宋的都城临安（今杭州）和元朝的元大都（今北京）。”贺云翱表示。

第三是重要的大运河沿线地方城市，除两宋、辽、金、元、明初国际贸易港口城市和都城之外，在诸多地方性大运河城市也有高丽青瓷的发现，如江苏淮安、扬州、元代“六国码头”太仓浏河港附近的吴江同里镇、安徽北宋汴渠线上的淮北市等。

中国大运河雄姿

“大运河作为中国古代最大的人工运河，不仅对中华文明的持续存在和发展发挥过难以估量的作用，而且在古代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中同样发挥过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后者。”贺云翱表示，“当代，中国大运河作为‘世界遗产名录’中的一员，作为中国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重要对象，她同样在发挥着联通世界的‘桥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