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的文化意象

欲昭示大运河对中华民族的精神价值，使其与长城并驾齐驱，必当从审美、经济、政治各领域彰显其独特意义。本文所云“文化意象”，即为探讨大运河之文化特质抛砖引玉。

自海运取代漕运，京杭大运河已长期淡出视野。毕竟人工河流的载泊量小，运速低，淤塞严重，运输成本偏高，越来越不符合商业进步的需要。然而，大运河在中华两千多年历史进程中的贡献，实不该被遗忘。既然失去军事战略价值的长城可以转化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标志，经济意义淡化的大运河亦当仁不让。何以长城之伟绩昭然天下，运河之功业却隐晦不明？是因为前者数千年以来都喻示着“不教胡马渡阴山”的戍边意义，一代又一代名将勇士被称为“护国干城”，而残害忠良的暴君则被斥为“自毁长城”。后者则与日常生活过于贴近，人们的确离不开运河带来的日常所需，却难以将柴米油盐之类纳入审美；其次，历朝政权多不愿强调“南粮北运”的现实，以免激发地域矛盾；再有我国史传的成王败寇理念，规避了夫差、杨广的政绩，历代诗文中对“水殿龙舟”之事的渲染，也使得大运河在一定程度上被污名化。

一、“灵宇有琼花”

大运河的声名虽累于煬帝观琼花的骄奢之举，说到其审美意象仍让人首先想到琼花。这位损本朝而利后世的君王为正史所不容，却成功地让琼花名动天下。历代咏及琼花的诗词约 300 余首，其中大家、名臣之留墨诸如：“西门秦氏女，秀色如琼花。”（[唐]李白）；“其弟炳章犹两丱，瑶林琼树含奇花。”（[唐]李商隐）；“梅含鸡舌兼红气，江弄琼花散绿纹。”（[唐]元稹）；“闲招好客斟香蚁，闷对琼花咏散盐。”（[唐]韦庄）；“琼花芍药世无伦，偶不题诗便怨人。”（[宋]欧阳修）；“青眼初开，翠眉才展，小园长闭。又谁知化作，琼花玉屑，共榆荚、漫天起。”（[宋]李纲）；“万树琼花一夜开，都和天地色皑皑。”（[宋]邵雍）；“浮阳似欲作飞霰，想见观阙琼花中。”（[宋]苏辙）；“相见异乡心欲绝，可怜花与月应知。”（[宋]秦观）；“但光纱短帽，窄袖轻衫，犹记竹西庭院。老鹤何时去，认琼花一面。”（[宋]张先）；“维杨好，灵宇有琼花。千点真珠擎素蕊，一环名玉破香葩。”（[宋]韩琦）；“只怪野田生玉树，更於腊月发琼花。”（[宋]杨万里）；“琼花堂上意茫然，志士忠臣泪彻泉。”（[宋]文天祥）；“琼英檀晕花裁就，烟喷兽炉香满袖。”（[元]元好问）；“朱门酒垆红炙天，空里琼花旋消灭。”（[明]徐桢卿）；“举目魂消肠断，春光如许。琼花消息竟飘零，荒台古苑春无主。”（[明]夏完淳）；“莫把琼花比澹妆，谁似白霓裳。别样清幽，自然标格，莫近东墙。”（[清]纳兰性德）；“丹宝琼花海岸旁，羽琌山似峚之阳。”（[清]龚自珍）。

直接以琼花为题之诗词诸如：“疑似聚仙非我类，近邻芍药许同芳。”（[宋]陈天麟）；“一株独擅无双誉，六月重开有异香。”（[宋] 董嗣杲）；“若与八仙同日语，因何九蕊有香来。此花堪咏奚须辩，自旧曾移不肯开。”（[宋] 傅梦得）；“洁白全无一点瑕，玉皇敕赐上皇家。”（[宋] 胡仲弓）；“寂寂蕃百观里花，伊谁封殖得名嘉。应知天下无他本，惟有扬州是尔家。”（[宋] 贾似道）；“亲从后土分奇种，不是人间聚八仙。”（[宋]刘学箕）；“浪说八仙模样似，八仙安得有香来。”（[宋] 王洋）；“谁移琪树下仙乡，二月轻冰八月霜。”（[宋] 王禹偁）；“几见朱衣和露剪，金瓶先进帝王家。”（[宋] 王月浦）；“俪靓容于茉莉，笑玫瑰于尘凡，惟水仙可并其幽闲，而江梅似同其清淑”（[宋]张问）。其中写琼花最美好的词句当属宋人郑觉斋的《扬州慢·琼花》：

弄玉轻盈，飞琼淡泞，袜尘步下迷楼。试新妆才了，炷沈水香毬。记晓剪、春冰驰送，金瓶露湿，缇骑新流。甚天中月色，被风吹梦南州。

尊前相见，似羞人、踪迹萍浮。问弄雪飘枝，无双亭上，何日重游。我欲缠腰骑鹤，烟霄远、旧事悠悠。但凭阑无语，烟花三月春愁。

该阙词以佳人拟名花，道尽了此花仙品不同凡俗。所谓“维扬一株花，四海无同类”，逍遥如天子，也需移驾江都方得一赏。然仙姝终与俗世缘浅，无双亭上再难见无双姿容，唯有玉屑点点飘零千里运河之上，幻化为锦绣江南的精魄。李商隐《隋宫》诗说到醉心琼花之美的炀帝“欲取芜城作帝家”（芜城亦扬州别称），又夸张他的龙舟凤甗“锦帆应是到天涯”。若非徭役的实际残酷，及“殿脚女”的荒淫传说，隋代大运河的开凿直接指向审美，冰雪之姿的琼花或许正寄托了饱经战乱之苦的中原对江南静好岁月的向往。

琼花现为扬州、昆山的市花，又有“聚八仙”、“绣球花”之称。然琼花与八仙花虽在植物分类学上有亲缘关系，却并非同种。自宋代以来，二者便常有混淆，至今更难分辨。由上引诗句可知，宋人对此二花的辨识以有无香气为凭，所谓“若与八仙同日语，因何九蕊有香来。”又据发表于《大自然》2011 年第 3 期的《厘清琼花与八仙花的混淆错乱》一文称，此二花的差别主要不是有香无香，而是琼花色白，八仙花色微黄，文中言道：

最后吟咏扬州后土祠琼花的，当推北宋文学家王禹偁。他在《后土庙琼花》中写道：“扬州后土庙有花一株，洁白可爱，其树大而花繁重，不知实何木也，俗谓之琼花云。因赋诗以状其态：谁移琪树下仙乡，二月轻冰八月霜。若使寿阳公主在，自当羞见落梅妆。春冰薄薄压枝柯，分与清香是月娥。忽似暑天深涧底，老松擎雪白娑婆。”显然，王禹偁用冰、霜、月、雪比拟琼花的“洁白可爱”，十分贴切。应该指出的是，“分与清香是月娥”之句是诗人将琼花花形之圆比喻成一轮皎洁明月，并非指其有香气。然而，后人未能理解该诗句要旨，竟将花之有香无香作为分辨琼花与八仙花的主要依据了。例如南宋赵师秀的《琼花》诗云：“香得坤灵秀气全，蕊珠团外蝶翩翩。亲曾后土祠中看，不是人间聚八仙”；王洋的《琼花》也有“浪说八仙模样似，八仙安得有香来”之句；南宋末至元初的文学家周密也在《齐东野语》中写道：“扬州后土祠琼花，天下无二本，绝类聚八仙，色微黄而有香。”稍加分析便可知，这种“色微黄”的所谓“琼花”与王禹偁吟咏的如冰、似霜、若雪、像明月般皎洁的琼花已完全不同了。

此二花的另一差别是琼花难栽，聚八仙易植。琼花之所以有“天下无双”之誉，正因其栽培范围深受局限，《厘清琼花与八仙花的混淆错乱》一文称琼花“一定是没有野生，不能进行有性繁殖的园艺种”。相比起娇贵的琼花，聚八仙的生命力十分旺盛，其性“喜光，略耐阴，喜温暖湿润气候，宜在肥沃、湿润、排水良好的土壤中生长。较耐寒，能适应一般土壤，好生于湿润肥沃的地方。长势旺盛，萌芽力、萌蘖力均强，种子有隔年发芽习性。”（《扬州市花——琼花》）此花虽与琼花相类，却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聚八仙虽也有洁白品种，却难见冰雪绝尘之姿，只让人感到富贵家常之气，实难相信炀帝会为了这种触手可及的美而劳师动众地开凿水道。

将聚八仙错认作琼花，迄今已有数百年历史。真正的琼花或亡于金人兵燹，后人以相似的八仙花顶替，谎称琼花复活以示祥瑞，如南宋郑兴裔《琼花辨》和杜斿《琼花记》均称其“枯而复生”。但有识者如方岳便明言“乃今存者赝本耳”，从明代王象晋《群芳谱》到晚清吴其浚《植物名实图考》，亦均未见琼花记载，真品当已绝迹。而今唯余汩汩滔滔的运河仍为我们载咏着琼花的绝世美名，倾国的名花也成了大运河最显著的审美文化意象。

二、“米盐茶马酒”

为赏琼花而凿水道之说，终究只是传奇，炀帝的实际目标自然是米盐茶马酒的漕运。陈宁骏《大运河漕运的兴衰》一文写道：

605 年，隋炀帝征发百万士兵和夫役，修造通济渠，同年改造邗沟；608 年，又征发百万河北民工开凿永济渠，610 年沟通长江。至此，运河工程基本完成，从长安到江都，沿途建造离宫 40 多处，并建有许多粮仓，作为转运或贮粮之所。隋代开凿的大运河，以京都洛阳为中心，东北抵涿郡，东南至余杭，全长 2500 公里，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当时运河上“商船往返，船乘不绝”……唐代又对运河作过些修整，于公元 742 年在三门峡以东开凿一条渠道，名曰天宝河。大运河的通航，交织出一张前所未有的物资物流网，……把富庶的江南地区与国家政治中心有机地联系起来，使唐王朝的经济文化呈现出昌盛发达的景象，出现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

无疑，大运河于大唐盛世之文治功业居功至伟，皮日休《汴河怀古》诗云：“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唐代天宝元年（742 年），各地物资通过大运河，齐聚长安城东的望春楼下、广运潭上，连樯弥亘数里，观者山积。各地船只皆表有署牌，陈列该地土特产品，若广陵（扬州）所出锦、镜、铜器、海味；丹阳（镇江）所出绫罗；会稽（绍兴）所出铜器、绛纱；南海（广州）所出玳瑁、真珠、象牙、沉香；豫章（南昌）所出瓷器；吴郡（苏州）所出糯米；宣城所出纸笔等。实可谓我国首次博览盛会。唐代时北人本不饮茶，有了大运河的物流，饮茶之风方兴盛于北，封演《封氏闻见记》云：

南人好饮茶，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大兴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恃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逐成风俗。起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自江淮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类甚多。

至北宋时期，艺祖定都汴梁（今开封），地处运河中段，南北水道更为便利。朝廷为保漕运通畅，于苏北设发运司收储江南物资，并修建了众多水闸以便“蓄水行舟”，所谓“仓中常备漕运米，河中有水即行船”，北宋每年仅运至汴京的漕米便达 600 万石，是唐代最大年运量的两到三倍。周邦彦《汴都赋》所记集中于开封的全国各地商品曰：“安邑之枣，江陵之橘，陈夏之漆，齐鲁之麻、姜、桂、谷、丝、棉、布、缕、鲐……。”《清明上河图》中，张择端亦妙笔绘出运河上的繁华景象。北方物资也同样流入南方，所谓“南船北马”，自汉初以来，国家马政多赖黄河流域，尤以西北为主，南方鱼米之乡河港交错，终不适于产马。北方亦多产盐地，江南的漕船交付漕粮之后，又载上江北的食盐回转。回空船所载北方商货尚有梨、枣、核桃、瓜子、柿饼、豆、麦、棉花、烟草等，多以农产品和农副产品为主。南北物资流通使运河两岸日益繁荣，城以河兴，古典名著《金瓶梅》的空间背景清河县，实乃米盐茶马酒川流不息的沿河城市缩影。格非在《〈金瓶梅〉为何对清河县情有独钟》一文中考辨清河即“运河航道最重要的枢纽之一”临清：

小说改阳谷为清河，其目的之一，在于拉近清河与临清的距离，为正面描述依托北运河而兴盛之北方商业经济社会，而选择一个相对可信的地理位置。如此而已。《金瓶梅》中的清河不是一个普通的县城，也是一个设立了包括卫所在内众多衙门的所在。守备、指挥、都监、提刑等大小官员在这里驻扎；皇亲、太监等各类达官贵人也息影于此；漕运发达，南北交汇，商业兴旺，店铺林立，街市阜盛；巨贾豪商、贩夫走卒熙来攘往；院中妓女、伶优、戏子、吹拉弹唱之徒招摇过市；南北商人、帮闲掮客、地痞无赖游走其间。种种物事，绝非一个地处穷山僻壤且有猛虎出没的小小阳谷县所能容纳。作者改易地名的这番苦心，自然就不难理解了。

《金瓶梅》的主人公西门庆之所以能“钱过北斗，米烂成仓”，正赖运河之便贩运米盐茶马酒于南北。格非在《白银时代的资本伦理——读〈金瓶梅〉》一文中写道：

《金瓶梅》通篇对农事稼穑竟毫无着墨，在当时以农耕文化为主导的中国社会，作者这种选择性的“忽视”是颇不寻常的。小说中人人皆商的极端化情景，反映了临清或以临清码头为依托的北方城镇经济的繁荣——南方的丝绸、稻米等各类货物源源不断地运来并转送到北方各地。同时，经济的繁荣也导致了商业意识的觉醒，极大地改善了传统商人“四民之末”的处境。

宋徽宗时，“花石纲”进呈亦走运河水道。运送奇花异石的船只，每十船编为一纲，从江南到开封，沿淮﹑汴而上，舳舻相接。徽宗乃艺术大家，营造艮岳亦属风雅之事，却因此而臭名昭著。据《宋史》所载，江南百姓不仅要为进献花石纲供应钱粮徭役，甚至于毁桥梁、破城郭以便船队通过，“流毒州县者达二十年”。比诸炀帝“水殿龙舟”的骄奢淫逸，“花石纲”亦是劳民伤财。说来二者皆涵审美之旨，然审美之外，开凿者泽被后世之功不可抹杀，徽宗之举则纯属一己之私，唯见不堪。北宋沦亡于金人兵燹后，南宋偏安一隅，运河水道亦因南北分裂而闲置，乃至淮北水道日渐干涸雍塞。

至13 世纪，蒙人一统天下，元世祖忽必烈定都大都（今北京）后决定大治运河水道，于是乎今日所见之京杭大运河呈现于世，据《大运河漕运的兴衰》一文所言：

1289 年，元世祖忽必烈下令开凿会通河，北始临清，南到东平路（今山东境内）的安山；又在北京到通县间开了一条通惠河，与原有的旧河道沟通。这样一来，由北京直下杭州，就可以不绕道洛阳。隋朝开掘的运河，部分河道由于年久淤塞未加清理，逐渐废弃了。元朝开凿的运河较隋朝大运河大幅度东移，采取“弃弓走弦”的线路连通北京和杭州。如此走势，全长只有1794 公里，比隋大运河缩短近800 公里，……1292 年，大运河实现全线贯通后，成为元朝最理想的纵向水上线路。据史载，当时仅从大运河北调的南粮，还不算由它串联的五大河系的部分，就达全国总税粮的六分之五。

元代以蒙古宅华夏，然其兵锋远及欧洲，故欧亚各地风物亦多输布于中国。意大利威尼斯人马可·波罗盛赞大都道：“凡世界上最为稀奇珍贵的东西，都能在这个城市找到”。日后他又发现这些商品主要是通过京杭大运河输送：“一条又宽又深的河流经过这里，这给运输大量的商品，如丝、药材和其它有价值的货物提供了方便。……大河上千帆竞发，舟楫如织，数目之多，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过境的船舶舟楫，穿梭般地川流不息。”京杭大运河沿线的城市亦在他的游记中被赞美有加，尤以苏、杭为首。

正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同样定都北京的明、清二朝均以元代所凿水道为经济动脉，南北贸易、京师漕粮多赖京杭大运河输送。明代甚至直称其为“漕河”，“国家财赋，仰给东南”之语频频出现于论及漕运的奏章。如刘天和《问水集》卷五《治河功成举劾疏》有云：“臣窃惟运河国计所系，凡宗庙军国之需，营建宴赏之费，与夫四夷薄海之朝贡，京师万姓之仰给，举由是以达。”章潢《两河新筑堤闸坝总叙》有云：“岁江南四百万之粮，以给官军数十万之用，上有关于国计，下有系于民生。”当时燕京朝野上下所需皆仰赖运河，若漕运不通，官民必坐困愁城。

清庭对漕粮的需要更甚于明室，因其采满汉双轨官制，行政机构愈加繁冗，兼有京师数十万八旗的“铁杆庄稼”需供给。但大运河在清代已年久失修，河道日见窄浅，致使漕运屡次受阻。清廷为保漕运畅通年年拨国帑修理河道，然无论取“蓄清刷黄”之法，或“束水攻沙”之策，均治表不治本。兼之漕运弊端因袭多年，“中饱私囊者大有人在，上至贪赃枉法的高官大吏，中有无数层层关卡巧取盘剥，下到多代世袭的船户割据赢利，许多粮帮船舵设教立派，敛财滋事……结果造成漕粮成本不断提高，以致官民交困。”（《大运河漕运的兴衰》）清廷虽困于漕运不畅之苦，仍以为内河运输风险小于海运。这一是因为海上漕船难经风浪，容易失事；二是海盗猖狂，水师护航不易。可虽说内河风平浪静又便于押运，仍会有不幸事故肇发，如汪中《哀盐船文》所云：“乾隆三十五年十二月乙卯，仪征盐船火，坏船百有三十，焚及溺死者千有四百。”这篇杭世骏称为“惊心动魄，一字千金”的骈文描述此人间惨剧道：

于斯时也，有火作焉。摩木自生，星星如血，炎光一灼，百舫尽赤。青烟睒睒，熛若沃雪。蒸云气以为霞，炙阴崖而焦爇。始连楫以下碇，乃焚如以俱没。跳踯火中，明见毛发。痛謈田田，狂呼气竭。转侧张皇，生涂未绝。倏阳焰之腾高，鼓腥风而一吷。洎埃雾之重开，遂声销而形灭。齐千命于一瞬，指人世以长诀。发冤气之焄蒿，合游氛而障日。行当午而迷方，扬沙砾之嫖疾。衣缯败絮，墨查炭屑，浮江而下，至于海不绝。

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廷终于下令废止漕运。此时海运条件已完全成熟，先进轮船的出现使得运输成本大幅降低，又有江苏巡抚陶澍试办海运的完美范例可循。至宣统年间，津浦铁路通车，新型海陆运输模式雏形已成。不再是“漕河”的大运河此时已多处淤塞，许多地段不能通航，河面上数百年络绎不绝的欣荣景象，终成昨日黄花。追溯“米盐茶马酒”的南北流通，它既是往昔百姓日常生活所必需，又属古代国政之要事，正可作为大运河经济文化之意象。

三、南北一统的纽带

中华文明历数千年不衰，实有赖“大一统”政治理念，此理念的实现必涉及南北统一问题。“大一统”理念萌生于三代分封，具体显现为抑损王侯、改立郡县之秦制。以江南为例，此地上古时为九夷之民宅居，以共工氏为国号，与华夏相持历数百年之久，直至殷商末世，太伯、仲雍适吴，江南文明始开，自西周以降渐与汉民同化。秦代以来，南方被进一步开发，长江、珠江流域皆入中国版图，“七科谪”戍守岭南之举措，更使南方疆域直达海滨。然而，南方民族本处古九州外，教化之功非数代可成，长江之形胜更为南北分裂提供了条件，田余庆称：

三国鼎立的状况，只能出现在长江边上。从北向南开发，这个地带开发的是比较早一些。只有这个地带才有可能在此时出现相对独立的国家，和北方对抗，出现一种割据。另外一方面，这个地带的发达程度也还不是很高，不能长期脱离北方，所以它能够存在的割据时间不是一个长时期，而是一个短时期。（《中国古代史上的国家统一问题》）

三国归晋后，南北文化进一步融合。尤其江南之地得水利之便，民富而士文，民风已从好勇轻侠转与中原同风。五胡乱华时期，江南已完全具备了让汉文化重心南移的条件。蛮夷入侵使得南北文化渐呈逆转之势，中原民众弃礼义而从夷俗，乃至文明消歇；江南则因冠带之民萃居而保全了华夏正统。刘师培尝言：“秦汉之世，华夷之分在长城；魏晋以来，华夷之分在大河；女真以降，华夷之分在江淮。”（《攘书》）正因汉文化重心南移，东晋和南宋的划江而治被定义为“偏安”。田余庆具体分析此二朝之“偏安”道：

南方开发的过程中，有一个很大的事情，就是开发中的南方曾经两次支持过北方政权的偏安，一次是东晋，一次是南宋。没有南方的发展，不足以支持偏安政权。南方要是蛮荒一片的话，政权在这里就没有立足的余地。反过来说，要是南方的开发已经到了很高的程度，南北的交往已经不可阻隔，在南北不可分割的情况之下，要在南方搞一个偏安也不容易，因为这个偏安也偏不成，割据割不了，南北是一起的。所以恰恰是在南方的发展中间，是在和北方差距缩小的过程中间，足以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又没有达到和北方完全平衡的状态，还可以搞割据，是在这个情形之下出现了两次偏安。……元以后中国的历史，从国土开发的角度来说，不存在分裂的可能性。……明朝被灭以后有一个南明，南明的皇帝也是想搞偏安，但是没有一个皇帝搞成了，在清军的追逐之下，一个一个被消灭掉，出不了一个割据的局面。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南北一体，已经达到了很难在南方建立偏安局面的状态，所以南明跟过去的东晋，过去的南宋都不一样。（《中国古代史上的国家统一问题》）

无论东吴割据，亦或东晋、南宋偏安，田余庆反复强调了“南方开发程度”所起决定作用，而南方开发程度自古便与大运河的开凿关系密切。就江淮地势而言，其古今不同皆由于水道不同所致。三代时江淮之水仅有江、淮、泗三大川，自吴王夫差通邗沟，而淮南、江北水道流通。后自煬帝凿汴渠，而淮北、河南水道流通。水道变迁造成江淮地势的两种变迁：一是古代淮南之地，南高北下，吴王通邗沟乃引江入淮，非导淮入江，令后世淮南地势变为北高南下，江水不复入淮，而淮水转南流入江。故江流日广，淮流日狭，淮河入海之道，渐为泥沙所淤；二是古代淮北之水，西通豫省，故隋代运河由汴水通淮，唐代转漕亦由淮入汴，其水道即夫差北会诸侯于黄池之道，自元代引泗、汶之水为运河，而徐、豫之间，水道渐淤。于是淮北之水，北接鲁、齐，不复西通梁、宋。宋代以来，河、淮合流；近代以来，又江、淮合流，开凿大运河所致水道变迁，均在江淮之地。上古时病于水害的江南，后世享尽水利。故中国税额，以江苏一省为最多。而江苏税额，又以苏、松二府为最多。

然而那些自然水道，多是河流湍急，行船危险，经年泛滥成灾，根本无法担当漕运大计。历朝历代对大运河的开凿，皆是要造就一条中国心脏的主动脉，以最方便的内河航运网络确保中央集权的物质基础，令行政中枢得以最大限度地调动国有资源。这必然加深了北方，尤其是京师对南方的依赖，也必然加速南北统一的进程。故自元代以后，江南的高度开发以及北方的绝对依赖，使得南北分裂再无可能。大运河确有明显的皇权烙印，历任河督的尚方宝剑皆强调着此河之主乃皇帝本人。虽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唯有此河之畅通与否能令王者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纵然腐儒开口闭口“食茅践土”，又有何处江山能如运河一般，给人以帝王私产与天下共利之景象。

在我国南北统一的进程中，大运河的作用是如此无与伦比，它消减去两地的文化差异，弥合了南征北讨的战争创伤，也强化着紫禁城中的帝王作为南北主宰的象征，使中央政府的影响渗透南北。放眼世界，再难找出另一条几千年改朝换代却矢志不渝的奇迹之河。布罗代尔尝以罗纳河为憾道：“人们可以说，罗纳河没有承担起统一法兰西的使命，或者不如说，法兰西没有及早抓住和充分利用罗纳河的通道。”（《法兰西的特性——空间和历史》）航行充满危机的罗纳河直到 1850 年方才通过大型工程被驯服，而我国的大运河此时已将完成她的历史使命。大运河无疑是南北一统的纽带，而这也正是她最鲜明的政治文化意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