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健：国家文化公园的江苏担当
王健表示，在我国，国家公园和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并重，本质上体现了生态文明建设与文化强国战略的有机结合，是根据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文明古国国情，而对国际流行的国家公园模式的重要创新。
目前，国家公园重点在生态文明建设，如三江源、大熊猫、神农架、钱江源、祁连山、武夷山、东北虎豹等。国家文化公园重点在国家文化形象打造，将形成一条主题鲜明的带状文化线路，涉及的地域广，政区复杂，不可能是孤立的，封闭的空间。王健表示：“在这样广阔的空间内，自然与文化的资源秉赋及比重是不平衡的，不可能只建单一的一种公园。因此，长江流域两种公园同时建设，融合发展势在必然。”
他举例说道，长城是人工建筑遗产，但依托北京延庆地质公园-八达岭长城-十三陵，长城成为首批国家公园。长征、长江、黄河这些以自然为主的文化线路上，也涉及到多个国家公园，如三江源、大熊猫、神农架、钱江源、祁连山等。长江是长达6300多公里，流域面积180万平方公里的自然河流，生态环境关系长江命运，多年的过度开发索取，已经极大破坏了长江生态环境，所以，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首先必须注重生态文明建设。长江大保护，十年禁渔令便是保护母亲河的严厉措施，目前已经初见成效。
王健建议，江苏在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申报长江国家公园，“或借鉴国家公园经验，对关系稀有濒危动植物资源的江段，建立封闭的保护与研究基地，划出专门的生态保护区，对南水北调水源地的特别保护，长江全面禁止采砂，随意放生动物，减少人为干扰。”
江苏拥有700余公里的大运河干线和400多公里长江岸线，形成十字黄金水道，在大运河和长江两大国家文化公园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承担着光荣的建设重任。王健认为，大运河和长江两大国家文化公园也要融合发展。
两大国家文化公园在文化内涵上也有整体性融合，大运河文化与长江文化共同见证了中国历史文化发展若干阶段性转折：第一次是六朝，特别是唐宋以后，中国都城的东移南迁，由关中西安转向洛阳、开封，转向大运河及长江流域的淮安、扬州、南京、常州、苏州、杭州一线，经济文化重心从黄河流域沿大运河向长江流域、东南沿海转移，明清时期达到高峰，以江南经济为基础的江南文化日臻繁盛；第二次是近代，中国由传统向近代化转型，上海为龙头，江苏是民族工商业摇篮之一；第三次是20世纪后期至今的改革开放，作为前沿地带，江苏乡镇企业、助力乡镇经济，涌现“华夏第一县”、“华夏第一村”，创业发展有“张家港精神”、“昆山之路”等。
王健还表示，江苏拥有最具特色的江河桥梁文化资源，可以重点建设主题国家文化公园。当代长江文化中，南京长江大桥是新中国独立自主“自立更生”的标杆性工程，是里程碑式的重要地标，建议规划建设“南京长江大桥国家文化公园”，该国家文化公园可以将下关中山码头，长江航运码头、大马路民国建筑群、沪宁铁路下关火车站与浦口火车站等包括在内，形成铁路、水路、轮渡交通体系。
历史上的黄河频频泛滥改道，大的改道26次，小的泛滥改道不计其数。但真正留存至今，能够连续不断达到大海的可辨识河道，却只有1855年改道之后留下的黄河河道，今通称“黄河故道”（地图上多标识为“废黄河”）。
黄河故道从河南兰考东关头（铜瓦厢）到江苏滨海入海，全长731公里，流域面积2210平方公里，江苏境内黄河故道，上起丰县二坝，流经丰县、萧县（属安徽）、徐州市区、睢宁、宿迁市区、泗阳、淮安市区、涟水、阜宁、响水、滨海等10个市县，于套子口入黄海，长484公里，流域面积1720平方公里。
历史上大运河与黄河有不解之缘，古汴河、古泗水曾是大运河的重要运道，1132年黄河改道南流，夺淮入海。1495-1855年，黄河侵泗夺淮，下游全部注入淮河并最终流入黄海。泗水淮河变身黄河干流，继续借黄行运，既是运河的一部分，也是黄河的一部分，运河与黄河历史都离不开黄河故道，甚至可以说打断骨头连着筋。
然而，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没有把黄河故道纳入建设范围，大运河遗产河段没有河漕，只将清康熙开在黄河故道中的中运河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忽略了黄河故道在大运河中的地位。江苏虽然在规划时把黄河故道融入到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之中，但相当河段并非建设重点，其重要性远不如遗产河段。王健表示：“如果将其纳入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范围，不但拓展江苏国家文化公园的广度和厚度，也能够带动苏北发展，促进江苏乡村振兴，提高生态文明建设和文化强国战略的高质量发展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