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历史上漕运对于一个王朝来说至关重要，大运河就像王朝的一条生命线。那么被征收上来的珍贵漕粮是怎么通过大运河运输的？唐代神童刘晏整顿漕运有哪些“神操作”？古代的漕粮运输方式对后来的历史有什么影响？一起来看看吧！
唐代神童刘晏整顿漕运的“神操作”
在唐朝时，漕运的主要起点在扬州。通常情况下，来自江南的粮食税收由政府收集后，全部运送到长江边扬州的扬子开始漕运的路程，之后再经过十多里的连通渠到十多里外的斗门，正式进入大运河。
隋唐运河及漕运
接着，漕船在大运河上运行到江苏淮安，然后进入淮河，经过淮阴到徐州，再在徐州经过泗水进入汴河，再北上到黄河。进入黄河以后，西上约200里就到了洛阳，整个流程大约1700多里。
这段路程全程走水运，虽然大都是溯流而上，要耗点人力，但整个路线基本都是风平浪静，比较便于运输的，其中最大的难点在于水位。
比如，中间的汴河只是一条小河，枯水期水位浅无法行船，必须要等到夏天水流充沛时才能通行。而在进入虎牢一带时，这里的水流非常湍急，要从这里逆行进入黄河，碰到涨水期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只能等待水位下降后才能通行。
也正因为此，到从扬州到洛阳的漕运中间通常要停运多次。据估算，在沿途多次上船下船的搬运过程中大概要损失20%的粮食。
等到了洛阳，从路程上来说已经走了超过三分之二，但实际上，万里长征只算走完了第一步。因为漕运真正的难点就在洛阳向长安运输的这段路程，其中的最大痛点就在陕郡。
大家应该都听过成语“中流砥柱”，它最初形容的就是陕郡黄河段的砥柱山。这是黄河中间的一块巨大岩石，这块巨大的岩石使得本来就湍急的河水在这里被分流后更加残暴，巨大的水流漩涡到处都是。
所以，船只要通过“中流砥柱”就必须要纤夫拉纤。可是这么急的河水到处都是暗礁和漩涡，稍有不慎，经常连船带纤夫全部被水冲走。
唐玄宗时期，长安人口快速扩张，每年所需要消耗的粮食也越来越多，漕运压力随之增加。
当时帝国漕运的损耗率实在太大，想要成功运送100万石粮食到长安，至少需要在江南征收近500万石的粮食，于是帝国的官员们很快开始了第一轮漕运改革。
第一轮漕运改革思路很简单，就是改造陕郡黄河段的“中流砥柱”。当时的官员们决定不再走中流砥柱这段路，等到粮食运到洛阳之后，先选择用牛车走陆路，等到过了中流砥柱到达陕郡太原仓时，再在这里重新上船运往长安。
这样一番操作之后，粮食的损耗率下降了许多，但陆路相比于水路最大的缺点是，运输需要大量的人力畜力，又会导致新的成本。
在漕运面临各种困难之际，唐代漕运改革的主角登场了，他就是“神童”刘晏。在说刘晏的漕运改革之前，先来介绍一下他的“神童”事迹，《三字经》中的：“唐刘晏，方七岁，举神童，作正字”，说的正是这位唐朝的刘晏。
开元十三年（725年），唐玄宗李隆基到泰山封禅，途径刘晏的家乡。刘晏的父亲认为机会来了，便拜托当地官员，把儿子以神童的身份作为地方特产之一推荐给皇帝，还特意附上了一篇刘晏写的歌功颂德的文章《颂》。
唐玄宗看过刘晏的文章后，立马被他的才华所惊艳，于是他让宰相张说出题考校，结果刘晏对答如流。唐玄宗当场就给了他一个秘书省正字的官做，当时的刘晏才年仅八岁，由此他也成为当时大唐年龄最小的官员。
安史之乱后，大唐帝国的财政变得极为困难。长安及关中地区每年的缺粮都在百万石以上，唐代宗上台后就任命刘晏负责整顿漕运。
刘晏改革漕运的方案是必须要恢复漕运，且不能再花民间百姓一分钱。他的改革方案是转“民运”为“官运”。
在这之前的漕运大都是以“民运”为主，负责运送粮食的人员都是政府强行征集的壮丁。刘晏觉得漕运的队伍应该由职业队伍来做，所以刘晏专门成立了一支漕运队伍，其人数大约将近一万，这支队伍被纳入军队编制叫做漕卒。
有了专业化的漕运队伍，四方的盗贼也不敢轻易跑来打粮食的主意，沿路需要每年疏通打理的渠道。也可以纳入到这支队伍的工作考核中，最核心的关键就是刘晏的船队。之前的船队大都是百姓们自己提供的，这些船只大小不一、千奇百怪，运输过程中也是杂乱无章，经过“中流砥柱”这段黄河时自然很难冲过去。
反观刘晏的船队是根据运河淮河、汴河、黄河以及渭河等四段水路不同的水位特点，分别打造的标准船只。在过“中流砥柱”这段黄河时，刘晏以十艘船为一纲，把十艘船绑到一块，十艘十艘地过，岸上则标配三百个纤夫，在统一的号子下同时发力，一鼓作气。
至此，再也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漕运的船队向都城进军，整个运输过程也终于不再需要走耗费巨大的陆路，全程水运就能将各色物资源源不断地从遥远的江南输送到帝国的都城。
刘晏的漕运改革让帝国每年可以获得定额110万石的精米，对于维持帝国的正常运转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以至于唐代宗都夸赞刘晏：“卿，朕酂侯也”！酂侯，即萧何也。
卢作孚与宜昌大撤退
漕粮分段运输的方式不仅解决了古代漕运的一些问题，在后来的历史中也被借鉴使用，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在湖北省宜昌市滨江公园夷陵长江大桥侧，有一座宜昌大撤退纪念园。纪念的是70多年前发生在这里的一场惊心动魄关系国家命运的大撤退。
因宜昌大撤退与1940年5月发生在法国海港城市敦刻尔克的那场为期9天的大撤退有很多相似之处，因此又被称为“东方敦刻尔克大撤退”。
卢作孚是重庆市合川人，著名爱国实业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作为一名爱国实业家，卢作孚创办的民生公司从一条仅70吨的小货轮起家，“崛起于长江，争雄于列强”，不仅将帝国主义势力驱逐出川江，而且发展成为旧中国最大最有影响的民营航运企业，卢作孚因此被誉为“中国船王”。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北京、天津相继陷落，12月，日军攻陷南京，1938年10月武汉失守，长沙、广州也相继被侵占。
1937年11月，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并确定四川为战时大后方，于是华北、华东、华中等地的工厂企业、机关、学校纷纷撤往大后方。
当时的中国交通极为落后，飞机少得可怜，公路运输因汽车少、公路少，运量有限，铁路被日军飞机炸得七零八落。因此，长江水道便成了抗战期间贯通前后方最重要的“黄金水道”，成为进入四川最适宜的路线。
然而，一个严峻的问题是，由于从宜昌到重庆648公里的水道，不仅狭窄弯曲，且滩多浪急、暗礁林立，只有马力大而吨位小的轮船才能继续前行。因此运载人员、物资的轮船必须在宜昌换船转运，所以要溯长江上游进入大后方的人员、物资都聚集在了宜昌。
卢作孚于1938年10月23日来到宜昌时，从全国各地逃难来到宜昌的难民已达3万人之多，其中有不少科学家、艺术家、教师、工程师、医生、企业家及公务员等，此外还有九万吨以上待运的器材，全中国的兵工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的生命全交付在这里了。
然而，两大难以解决的问题摆在卢作孚面前：
一是轮船奇缺。此时能够穿行三峡的只有民生公司的22艘轮船及其他中国公司的两艘轮船，还有几艘外国轮船，仅靠这些轮船将众多人员、物资运抵重庆，起码需要1年时间。
二是当时距长江上游每年的枯水期只有40天。枯水期一到，运载大型机器设备的轮船根本无法开航。
卢作孚通过紧急调研、反复推演，终于拟出了一整套在40天内将滞留在宜昌的全部人员、物资抢运出去的办法。卢作孚的“制胜法宝”是在这次抢运中运用了“三段航行法”。
“三段航行法”就是将长江上游宜昌至重庆的航线分为3段：宜昌至三斗坪为第一段，三斗坪至万县为第二段，万县至重庆为第三段。每段根据不同的水位、流速、地形调配适于该段航行的轮船行驰，实行分段运输、分段转运。
在实在无法船运的地段，就由陆路转运至下一段航线上。这种航行法虽然麻烦，运输成本高，但却保证了枯水期长江上游不停航，是中国航运史上的一大创造。
这样一来，航程一下子缩短了一半或一大半，大大加快了船只周转。特别是第一段宜昌至三斗坪，航程最短还不到100华里，货船可以朝发夕至，而且这一段载货量大的大船都可以进出。由于卢作孚把加快船只运转周期和加大运力的优势都集中在第一段，使宜昌的清空速度大大加快。
每天清晨，都会有五六艘装满人员、物资的轮船驰离宜昌，每天下午又有同等数量的空船开回宜昌，这对安定人心、稳定秩序起了重大作用。
经过40个日日夜夜的苦战，宜昌的拥塞和混乱消失了，卢作孚圆满完成了大抢运的任务。
在宜昌大撤退中的3万多难民，包括不少科学家、艺术家、工程师、教师、医生、公务员等，还有1000多名难童。他们安全撤离到大后方，成为大后方各条战线的有生力量和后备人才，为抗战胜利和大后方建设输送了人才。
大量军用物资和战略器材及工业设备安全撤离到大后方，为中国保存了工业基础，为战时支持抗战和大后方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