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作为一种特殊的人工“河流”，是运河文化的生长载体和空间生产的重要场所。运河所承载的水文化在世界范围内既有“开放、包容、共生”的普遍价值，又有在不同历史条件与社会环境下的个体特色。9月23—25日，“联通的力量：运河与文化脉络”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举行，多国专家学者相聚线上线下，推动水文化与大运河文化研究、交流和传播。
运河文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河流孕育了人类文明，人与河流永恒互动的特殊景观升华了对民族、对国家、对传统文化的情感和信念，成为文化符号、精神象征、时代烙印和集体记忆，运河作为一种特殊的河流也是如此。”南京农业大学党委副书记吴荣顺提出，运河凝结了人类伟大的智慧。中国大运河发端并形成于农业技术体系之下，在没有石化动力、只能依靠人力、畜力的时代，在没有现代科学技术支撑的情况下，依靠空前的想象力和长期的劳动实践，古代劳动人民完成了在巨大时空范围内的水利资源勘察与线路规划，实现了多项技术发明与大型水利枢纽工程建设，创造了中华文明的奇迹。
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贺云翱谈到，中国大运河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为确保粮食运输安全，以稳定政权、维持帝国统一为目的，由国家投资开凿和管理的巨大工程体系。它是解决中国南北社会和自然资源不平衡的重要措施，实现了在广大国土范围内南北资源和物产的大跨度调配，沟通了国家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促进了不同地域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国大运河由于其广阔的时空跨度、巨大的成就、深远的影响而成为文明的摇篮，对中国乃至世界历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副院长路璐，是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大运河历史文脉梳理与国家形象建构研究”首席专家。在她看来，河流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塑造了人类社会，应从更深远的历史景深、更广阔的时空尺度去看待人类文明与河流这一命题。这就要求我们把大运河的过去、当下与未来的意义都梳理清楚。
大运河的重要作用是“联通”
运河的开凿打破了地理空间与文化空间的壁障，促进了运河系统内部各要素的相互运动以及与外部空间的密切联系，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值得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进行深究和梳理。
京杭大运河是中国大运河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它将东西走向的几个主要水系连接起来，有效地构筑起覆盖东西南北地域的广域流通网络。日本早稻田大学理工学术院教授熊远报以京杭大运河与明清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为例分析提出，在传统农业社会的科学技术条件下，进行远距离大宗物品运送，内河航运可以说是最佳选择。从明初恢复内河航运到清末重启海运，在大约500年里，京杭大运河成为一条南北“物流高速通道”。研究和认识明清时代的中国与当时的社会，京杭大运河是一个窗口，是衡量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依据和尺度。
贺云翱谈到，中国大运河是古代“海外客使”在中国境内的重要交通通道，对古代外国商品或其他文化元素在中国内地的流通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当代，中国大运河作为全球“世界遗产名录”中的一员，作为中国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重要内容，同样发挥着联通世界的桥梁作用。
谈及大运河在古代中国经济、社会、国家发展中发挥的作用，韩国高丽大学教授曹永宪使用了“大运河时代”这一概念。他提出，从隋唐至19世纪，大运河整合中国南北经济，扩大了物资流通规模，奠定了庞大帝国运行的基础，这一时期可称为广义的大运河时代；狭义的大运河时代，指15—18世纪，明永乐皇帝时期完成大运河治理后，大运河连接起广阔的帝国内部和外部之间的物资流通，国家内部的物流体系通过漕运统一到京杭大运河，与海外的交易局限在可管控的少数地区，与欧洲“大航海时代”相对应。进入19世纪之后，黄河河流的不稳定动摇了大运河的物流体系及相关治水政策，大运河物流体系以及治水政策面临新的危机，“大运河时代”逐渐终结。
运用好大运河历史文化资源
世界各国都在积极利用自身的历史文化资源，展现国家形象，形成文化认同。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叶扬兵认为，近代大运河连接古代大运河与当代大运河，处于近代中国转型的特殊时期，本身也经历多维转型，对当代大运河影响最大。因此，要加强近代大运河研究，系统地整理近代大运河史料，对大运河历史进行贯通古今的综合研究，从水利史、社会史、政治史等不同角度深化近代中国转型研究，在明晰当代大运河来龙去脉的基础上助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吴荣顺认为，中国大运河的历史文脉既是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形象，又是中华文化形成的历史景象，还是实现国家认同的重要纽带。中国需要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使用像大运河、长江、黄河这样的巨型河流文化符号，呈现中国形象，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
大运河作为巨型文化符号，它所携带的历史灵性与文化基因能够建构出适合当下文化语境的记忆之场，并进行自身的形象生产。对内，凝聚人们对民族自身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共识；对外，在世界舆论场设立符合自身利益的中心议程。路璐认为，作为文化记忆附着的象征物，大运河文化遗产连接着民族的过去和当下；作为记忆之场的大运河文化遗产，使“看不见”的国家变得可见，形成了民族国家的认同空间。以大运河为具体媒介，推动历史文脉这一理论范式成为一个可对话的总体性范式，直面运河研究中西方普遍性话语的总体框架并与之开展对话，有希望构建起一套符合中国文化思维和遗产意义表述的新遗产研究范式，建立起平视世界的中国遗产话语体系。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丁和根提出，文化符号学研究是大运河研究的重要进路。在文化符号学视域下，属于某一文化的整个符号空间，应当被视为一个符号单位、一个不可分解的运作机制。从文本与文化的关系看，文化是文本的总和，文本是文化的实现手段。要从文化符号学的理论视角和方法看待大运河文化的系统性问题，比如大运河文化有没有特定的符号系统，大运河符号系统是如何构成的，大运河的符号系统是如何演化的等。
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文化遗产，本质上是传承大运河文化基因。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文化管理系主任李明提出，大运河文化基因是内在于各种大运河文化遗产和文化事象中，能传承大运河文化内核的最基本单位，是那些对大运河文化和历史文脉产生过深远影响的价值观、心理底层结构和思维方式，是决定大运河历史文脉传承与变化的基本因子和基本要素。传承和利用、阐释和弘扬大运河文化基因，是新时代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任务，能够为国家战略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