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评话，以康派《三国》、王派《水浒》著称于世。康派《三国》前后延续三代人，即康国华、康又华、康重华，时代跨越晚清、民国和新中国三个时期。从康国华出道，到康重华去世，时间长逾百年，国运变化，艺坛变迁，内涵丰富。可惜历来研究王派《水浒》者较多，关注康派《三国》者较少，康派说书早期史料几乎无人问津。近日，扬州学者韦明铧在《曲艺》杂志上撰文，最早记载康派《三国》的书籍，或是晚清笔记《扬州梦》。
《扬州梦》中提到“康公”
韦明铧回忆，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常到上海华山路拜访说书史家陈汝衡先生，每次去都带去很多问题请教。有一次，陈先生谈到晚清咸丰年间镇江人焦东周生所撰的笔记《扬州梦》，言及此书曾经提到“评词”，也即评话。作者焦东周生，实即周伯义。他在《扬州梦》卷三写道：“街上有一好手，丰颐阔面，衣元色缎褂，颇似康翁，午后高坐茶社，说评词一二折，得钱数千。然豪家不甚呼之。延宾聚艳，重弹词、滩簧家，爱其文也。至妇女消夏，则喜瞽女琵琶唱佳人才子传奇。”陈汝衡先生笑着说：“这一位‘康翁’，会不会是康国华呢？”对于周伯义《扬州梦》一笔带过的“康翁”，陈汝衡并没有肯定就是扬州评话康派《三国》创始人康国华。但他对这条材料显然十分在意。经历了天平天国战乱的扬州，很快恢复了歌舞升平的景象，市井间评话十分流行，而弹词和滩簧的表现手法比评话丰富，有时更受欢迎。后来，陈汝衡先生在《我怎样研究和写作说书史》里说，他在小学时代，曾在扬州校场听过康国华说《三国》，王少堂说《水浒》。
后来，中华书局出版陈汝衡先生的《说书小史》，这是第一部研究说书史的专著。《说书小史》介绍扬州评话时，没有提到王派《水浒》，只提到康派《三国》：“《三国演义》一书，昔有康国华者，以说此名擅一时。康解文义，吐属雅驯。当其开讲，有庄有谐，有考证，有讽喻，其声音辞句，俱确合书中人身份。故康在当时说书家中，允推独步。”
《说书小史》没有引用《扬州梦》关于“康翁”的那段话，应是陈先生治学谨慎所致。但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陈汝衡先生增订的《说书史话》一书时，书中用了大量笔墨写王少堂的说书艺术，几乎只字未提康派，与《说书小史》恰成对照。《说书史话》写道：“在叙述评话即说大书历史事实时，有必要把已逝世的扬州说书家王少堂的生平和他的艺术成就介绍给读者。因为一部整个扬州说书史基本就是从柳敬亭到王少堂的三百年间的说书史实。”揣其原因，估计应是由于陈汝衡先生获得了大量王派的资料，却未能发现关于康派任何新资料的缘故。
《广陵潮》提到康国华往事
韦明铧说，关于康国华的史料，历来限于口碑传说，文献极为罕见。如果周伯义《扬州梦》中的“康翁”就是康国华的话，也仅是孤例。但是，在清末民初鸳鸯蝴蝶派作家李涵秋的著作《广陵潮》里，却笔下生花，写到说书家康国华的一件奇怪的往事。《广陵潮》第五十一回写柳春在扬州兴办学堂，因为学堂缺少历史教员，有人便推荐在教场说书的康国华来教历史，因为“在各书场之中，要推他为通场巨擘”。
《广陵潮》该回的题目为《学校春深莺莺燕燕，佛堂夜永雨雨风风》，书中写道：“其时扬州风气未开，也没有一个人提倡学务，柳春却逼着他母亲私自拿出一百两银子，给柳春去办学堂……今日急需应用，哪里去觅这种人才呢?柳春急不过，便有人荐给他在校场里一位讲评话的先生。这先生名字叫做康国华。康国华平时讲说的评话，却是《三国演义》，在各书场之中要推他为通场巨擘。这一天他上了讲台，学生正在那里交头接耳，他却冷不防从腰里掏出一块非金非玉的玩意儿来，狠命地向桌上一拍，果然将那些学生喧嚣镇住。他遂整顿喉咙，从赵子龙当阳救主说起，一直说到张翼德用树枝子系在马尾上，向密树林中来往驰骋，假作疑兵。一霎时，曹操率领大兵漫山遍野地追来，却都畏惧张翼德威名，一字儿排列在灞陵桥北，互相观望，兀的没有一个人敢过来同老张战三百回合。张飞见这光景，须发倒指，不由虎吼了一声。康国华讲到此处，忽然耸着肩儿，咧着口儿，顿时从舌尖上迸出一个春雷:‘呀，曹贼快来纳命!’这一声真喊得出色，活是张翼德在此处一般。那些学生在先听得津津有味，冷不防备从讲说之间，骤闻虎吼，有几个胆小的学生早吓得哭起来，一时间学堂大乱。柳春很觉得面子难下，第二天便将他辞退了……”这一段绘声绘色的描写，究竟是实有其事，还是作者插科打诨或涉笔成趣，无法考证。但至少说明康国华的说书在当时具有很大影响，甚至尽人皆知，否则李涵秋不会用康国华的故事作为小说的点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