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从文化基因视角建构大运河文化遗产

大运河国家遗产:从1.0到3.0

李明表示,大运河作为国家遗产的建构,经历了1.0、2.0、3.0三个阶段。作为国家遗产的大运河,在2012年前后的认知和理解有很大差异。

“1958年大运河经整治后,从北京到杭州的大运河被称为京杭大运河。”李明说,“2012年以前,大运河一般指京杭大运河,其北起涿郡(今北京),南至余杭(今杭州),途经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2市4省,全长约1797千米。2006年京杭大运河被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标志其被正式确认为国家遗产。”同年,大运河进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这是大运河作为国家遗产建构的1.0阶段。

2012年8月《大运河遗产保护管理办法》出台,大运河国家遗产建构进入2.0阶段。李明表示,《大运河遗产保护管理办法》明确了大运河遗产包括隋唐运河、京杭大运河、浙东运河的水工遗存,各类伴生历史遗存、历史街区村镇,以及相关联的环境景观等。“这是我国首次正式将大运河空间范围扩展为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浙东运河三个部分,并明确了大运河遗产的外延。”他说,“隋唐大运河和浙东运河于2013年与京杭大运河一起并称为‘大运河’,被列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2014年6月22日,“中国大运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上升为世界遗产,其空间构成上包括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浙东运河三部分,长度总计1011千米,27段河道遗产和58处遗产点,共计85个遗产要素,分布于27个城市的31个遗产区内。这是大运河遗产保护的重要里程碑,但大运河国家遗产的建构并未因此结束。

李明认为,作为国家遗产3.0版的大运河遗产建构,标志性事件是2019年2月发布的《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规划范围涵盖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6省2市,核心区包括150个县(市、区),远远超出了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大运河空间范围。并且,遗产类型上也有了明显扩展,不仅包括了物质文化遗产,还包括了非物质文化遗产。

大运河三类文化对应三种文化遗产

《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将大运河文化分为大运河遗存承载的文化、大运河流淌伴生的文化、大运河历史凝练的文化三类,对应了三类不同大运河文化遗产。对此,李明有自己的理解。

大运河遗存承载的文化是指与大运河相关的各种遗存所代表、蕴含的文化,以大运河沿线遗存的“物”为基础,其载体就是大运河相关的各类物质文化遗产,是大运河千年历史的真实印记。这是在大运河国家遗产构建2.0阶段就已经包含的部分。

大运河流淌伴生的文化是指与大运河相关的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传统习俗等为代表的文化,以大运河相关的“人”为基础,其载体就是大运河沿线的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时至今日仍在影响着沿线居民日常生活的文化力量。这是在大运河国家遗产构建2.0阶段没有包含的部分,也是大运河作为世界遗产没有包含的部分,是3.0阶段新增加的部分,是一个创新。

大运河历史凝练的文化是指大运河数千年历史中在推动南北融合、东西交汇、中外交流过程中逐步凝练、升华形成的文化精髓和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民族精神特质,其载体是包含了大运河文化基因的大运河观念类文化遗产。这是大运河国家遗产构建3.0阶段最大的创新,它将大运河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地关联起来。

从文化基因视角建构大运河文化遗产

两千多年来,大运河文化遗产作为活态遗产被不断建构,如今仍在延续。李明表示,当下建构大运河文化遗产的趋势体现为整体性、系统性、关联性和深层化,要不断突出当代价值,“建构大运河文化遗产的一个方向是文化基因视角。”

在西方学术语境中,“文化基因”是在类似于基因复制的文化复制概念上的研究探讨,是关于文化的社会传递过程的基因学,更大程度上属于传播学研究范畴。在中国学术语境中,“文化基因”大体意指内在于诸种文化现象和系统之中,并且具有在时间和空间上得以传承和展开能力的基本理念或基本精神。

大运河文化基因内在于各种大运河文化遗产和文化事象中,能传承大运河文化内核的最基本单位,是那些对大运河文化和历史文脉产生过深远影响的价值观、心理底层结构和思维方式,是决定大运河历史文脉传承与变化的基本因子和基本要素。传承和利用、阐释和弘扬大运河文化基因成为新时代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任务,为国家战略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支撑,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文化遗产本质上是复制和传播大运河文化基因。

李明表示,大运河文化基因包含四个方面:主体文化基因,是主导大运河文化属性并对大运河文化表象产生重要影响的文化基因,具有识别大运河文化的功能,不能或缺,一旦缺失大运河文化特色将不复存在;附属文化基因,是依附于一定的文化载体而存在,能高度反映大运河文化特征,是具有识别大运河文化功能的文化基因,能对主体文化基因起着加强的作用;混合文化基因,并非大运河文化所特有、但在一定程度上记录和反映大运河在特定历史时期重要历史信息的文化基因,不具有对大运河文化的识别功能;变异文化基因,是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异以适应不同自然、社会环境的大运河文化基因,良性变异文化基因有利于更好适应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促使大运河文脉实现创新性发展,恶性变异文化基因则不利于大运河文化适应环境。从文化基因视角建构大运河国家遗产将有助于我们深入研究大运河文化特质,形成较为完整的大运河文化遗产的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