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输送视野下“海上丝绸之路”手工艺传播路径

　　作为商品的手工艺产品发展、繁荣离不开材料、工艺、产品输送三个要素，尤其是产品输送决定了某一手工艺兴衰。传统社会手工产品的材料选择大都就地取材，因地施作。因此，大多数手工产品具有原发性特征，加之制作工艺保密，工艺很难得到交流和传播。同时，由于输送条件限制，产品流通和销售也受到诸多局限。上述条件又进一步阻碍了工艺流传，很多手工技艺正是由于这些条件的限制逐渐消失或失传。历史上著名的宣州诸葛家族制笔工艺，经唐至五代一直延续到宋政和年间，兴盛七百余年。北宋文学家欧阳修曾专门写《圣愈惠宣州笔戏书》诗赞美诸葛笔：“圣愈宣城人，能使紫毫笔。宣人诸葛高，世业守不失。紧心缚长毫，三副颇精密。硬软适人手，百管不差一。”令人惋惜的是，宋政和年间之后，诸葛笔便逐渐消失了。据《铁围山丛谈》载：“宣州诸葛氏，素工管城子，自幼军以来事其业，……郑和后，诸葛之名顿息焉。”宣州诸葛笔消亡的原因很多，除去传承、材料、制作技术、书写方法改变等方面因素，诸葛笔作为当时著名工艺品牌，由于运输条件限制，难以形成快速流通和大规模市场需求，这就限制了它进一步发展，类似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宣州毛笔作为历史上繁盛几百年著名工艺品牌固然这样，那些湮灭在历史长河中众多小手工品种更是如此。因此，产品输送在传统工艺传播交流中起着重要作用，没有流畅的运输通道，就没有手工艺产品的市场、传播交流和发展，以致最终都会走向消亡。

　　运河商贸输送不仅带来手工产品、商贸货物流动，同时也极大促进了手工材料、工艺传播和发展。它始于内贸，然后扩展为海外贸易，逐渐把手工产品推向世界。运河畅通一方面推动了运河城市发展，不仅出现了诸如扬州、常州、淮安、苏州、杭州等运河手工艺名城，同时使一些名不见经传地区（运河城市临清）迅速发展成为手工艺繁华都市。另一方面，运河畅通带动沿运河地区手工艺产品、材料、工艺交流传播，贯穿于整个运河历史发展中。隋唐运河不仅承担漕运功能，同时把全国各地手工产品运到长安。韦坚开通洛阳至长安的漕渠后，江南手工产品源源不断经运河到达洛阳，再经过漕渠运输送到长安，来自扬州、常州、桂林、南昌、绍兴、宣城、广东等全国各地手工品、原料源源不断通过运河运往长安。瓷器也是这一时期运河输送的重要手工产品，淮北柳孜隋唐运河遗址出土了大量瓷器，包括：“邢窑、寿州窑、萧窑、东门渡窑、磁灶窑、巩县窑、长沙窑、鹤壁窑、烈山窑、景德镇窑、吉州窑、定窑、磁州窑、临汝窑、耀州窑、建窑、龙泉窑、越窑等”。明清时期，通过运河输送手工产品、材料、工艺更加丰富。除了瓷器之外丝绸产品、材料是运河输送的另外一个重要手工产品，明清丝织品织造中心苏州，产出蚕丝原料远远不能满足当时丝织品生产需要，因此所需大量蚕丝原材料都是经京杭运河从其它地区输送到苏州。北方的丝绸原料大量销售到苏州，《盛世滋生图》有山东茧绸店和临沂茧绸各一家。茧绸为山东特产，利用山蚕(食柞叶之蚕)茧丝织成，故称茧绸或山茧绸，质地粗硬，结实耐用。当时山东全省出产茧绸较盛，但沂州府沂水县或沂水一带出产茧绸名声不大，各地出产的各类丝绸，无论大宗产品还是稀见产品，在苏州均有出售，说明苏州当时通过运河输送汇集各个地方丝绸材料。明代之后，原料产地与手工业生产日趋分离，南方棉纺织业发达，当时的原材料大多取自于北方，纺织发达的江南地区利用运河输送便利，从北方输入棉花，然后纺织成布。如松江的纺织原料，多取自于北方和浙江。闻名海内外的松江布所需要大量棉花，部分是由北方输入的。湖州傍依运河，有运河输送的条件，因此，从旁郡贩来棉花，极有可能是沿运河从北方购买之后，再运送回湖州。在棉花与布、纱的交换中，不但使商人能够控制生产，还可以攫取更大商业利润，易以致富。明代常熟棉布的生产状况更能说明运河为沿岸区域手工材料选择多样化打开了通道。明代常熟的棉织材料中十分之六是通过运河从山东运输而来。因此，时人王象晋在《二如亭群芳谱》这样评论：“北土广树艺而昧于织，南土精织而寡于艺，故棉则方舟而鬻于南，布则方舟而鬻于北。”这些表明运河输送实现了手工艺生产材料的转移，是苏州成为明清时期著名的丝织、棉织生产中心的重要保障。

　　京杭运河中材料、产品和工艺输送不仅对内陆手工艺传播、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同时对由它连接的海洋贸易兴盛也起着至关重要作用。运河兴盛时期的扬州、淮安、宁波、杭州、苏州、乍浦及江南地区，不仅是著名对外手工艺产品贸易港口，同时也是手工艺产品生产集散地。大量手工制品、材料、技艺通过运河连接的海上港口传播到日本、西亚、南亚、东南亚、东非、北非等地区。日本福冈博多地区发现很多唐代三彩器、绞胎枕、唐代海马葡萄镜、月兔双雀八花镜及仿制品等都与扬州出土器具相似。在日本、韩国、东南亚诸国、埃及等国的文化遗址及新安、黑石号沉船遗址都发现有大量运河沿岸地区或者经由运河输送到世界各地的青瓷、白瓷、三彩器等。此外，制造各种手工产品的材料也是经运河输送到海外的大宗商品，销往国外手工原料主要是各类生丝、棉花，丝线因质量高与丝绸一样畅销各国，白丝、黄丝等都是出口的畅销货。东南亚诸国客商认为，“湖丝”品质卓越，织出的绸缎华丽精美，贩运回国后价钱可以翻倍，备受青睐。进口原材料主要是各名贵木材，如乌木、鸡翅木、花梨木、楠木及金属材料。《明史》中多次提到，官吏奔赴东南亚采购紫檀木、花梨、乌木等原材料。手工艺交流丰富性、高质量不仅体现在手工品种多样化、品质高，涵盖陶瓷、丝织、青铜器、漆器等多种类型，同时还体现在手工产品输入、输出管理的秩序化。宋元时期进出口手工艺产品被详细分为“细色”“粗色”。在进出口贸易中已经实行精细分类化自我管理，这有利于手工艺产品对外输出的持续发展。

　　京杭运河手工产品输送分为两个体系：一是由运河输送引起的内陆地区工艺产品交流，这实际上贯穿于运河贯通南北之后伴随“漕运”而产生的手工艺产品内部交流。这种工艺交流发端于由“漕运”私自携带的一些手工艺产品，进而发展为规模化的专门手工材料、产品、工艺输送。漕船夹带手工艺产品在运河整个漕运历史中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如明代崇祯年间，户部尚书毕自严在其《度支奏议》中提及漕船带私货的严重情况:“夫运军之土宜，单例准带六十石，此朝廷浩荡之恩也。今则违例多带，杉槁木板，满载淋漓，磁器纸张，附搭比比。”漕运船私自夹带的货物种类非常丰富，几乎涵盖了衣、食、住、行的所有品类，同时沟通南北手工艺产品交流。如当时运河名城临清土特产品沿运河输送到江浙一带“杏仁、槐米、黄花菜，年年外运下苏杭。五香疙瘩黑红枣，顺着运河发南方。”南方手工产品如瓷器、丝绸、竹木材等沿运河源源不断到达北方各地，当时南方货物被称之为“南货”，南方绸缎、布匹、茶叶、蔗糟、烟草、纸张、瓷器、墨砚、蓝靛，及各种干鲜果品，山东、辽东等地区的豆、麦、枣、铁器等土特产，可谓应有尽有。另一个则是由运河连接的对外贸易海港。从唐代的扬州、宁波、太仓、杭州等到元代之后逐渐兴起的天津及山东沿海港口，经过这些港口把中国工艺文明传播到世界各地。这些对外贸易港口城市兴起，除了自身所具备临海自然条件外，它们的兴盛与运河连接海上手工贸易有着紧密联系。因此，京杭运河不仅沟通了内陆各区域之间的工艺联系，更是把大陆与世界各地的工艺文明联系在一起。

　　从通航路径看，京杭运河跨越海河水系、黄河水系、淮河水系、长江水系、太湖水系五大水系，由北向南横贯中国东部沿海地区，这一区域也成为传统社会对外输出手工产品、技术的最重要地区。京杭运河跨越海河水系的对外港口是天津港，它是明清时期运河流经北方地区主要对外贸易港口，它主要由连接北京至天津的北运河，即由白河、潮河连接北到密云，西经通惠河到达京城，南抵天津。连接天津至河北、山东的南运河，即由河北、山东交界处的漳河、卫河至天津与白河汇合，南运河是沟通南北及江浙地区的重要运输水道，尤其是山东、河北等北方地区手工产品经京杭运河到达天津港出海的重要水道。天津航运码头主要分为内运和外运混合港口，内运码头主要集中在天津市内海河两岸；外运（海运）码头主要有大沽和塘沽。明清时期，尤其是康熙开海之后，天津成为北方地区对外手工贸易的主要港口。天津一方面通过运河输送手工产品，另一方面通过海上输送把江浙、闽粤等地的绸缎、布匹、瓷器、纸张、竹木、墨砚、蓝靛染料等产品及材料运送到天津、然后再通过运河输送到北京及直隶各府县。除了国内手工产品及原料还有很多“洋货”，不少舶来的“洋货”也出现于天津的商店中，甚至还出现了“洋货街”。当时官宦诗人崔旭在《津门百咏》中感叹：“百宝都从海舶来，玻璃大镜比门排，和兰琑伏西番锦（指荷兰物品），怪怪奇奇洋货街。”这些“洋货”有的是天津商人从南方贩来的，有的则是南方商人所通过海运、河运而来。淮河入海通道，隋唐运河时期淮安是当时出海的重要通道，运河流经淮安由淮河向东通向海洋，通海航道进入淮安经运河到达内陆（洛阳），唐代淮安是除了扬州、宁波出海的重要通道。淮安“胡商越贾”聚集之地。大唐的商品从楚州源源不断地运往海外，海外的工艺品及珍宝等也不断中转到楚州及泗州。此外，淮安还是朝鲜、日本船入唐的重要港口。从朝鲜南下（日本船直接跨海西行）经山东、苏北海岸南下，至楚州涟水县入淮河，沿淮河到达淮安（楚州），再转入运河。朝鲜很多船只经滁州登陆，楚州有专门供朝鲜人居住的“新罗坊”。此外，日本遣唐使也多次选择楚州登陆，公元702年，日本遣唐使就由楚州登陆，办理手续后奔赴长安。长期交往导致日本人迷恋唐代稀奇珍贵的手工产品，即所谓“唐物数奇”情结的产生。

　　运河穿越长江水系进入东海的重要对外手工艺通道是扬州、镇江、江阴等。尤其在隋唐时期，扬州成为海上对外贸易枢纽。当时扬州距长江入海口不像现在这么远，那时海潮逆江而上可以直达扬州，造成船舶损坏等严重自然灾害。扬州经济地位作用甚至超越长安，扬州北承运河，南接长江，东临东海，成为南北物资汇聚、交换及中外航海线上的中继港。在扬州发现很多唐代文化遗址中，就有很多来自长沙窑、刑窑、越窑、巩县窑等全国各地瓷器，这些瓷器最终经过扬州出海输往世界各地。尤其是扬州发现唐青花与黑石号上的三件青花及巩县窑烧制唐青花具有内在关联，经扬州对外手工艺贸易的目的地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东亚日本、朝鲜，当时日本“遣唐使”跨越东海，经长江抵达扬州，沿运河北上到达长安，其中“遣唐使”除了携带大量日本手工产品外，还有制玉、金属加工及其他精细手工艺加艺人。当时与扬州交往的为日本九州太宰府的唐津，发现唐代青瓷、三彩器、绞胎枕等大量瓷器。此外，朝鲜新安商船也大量往来于朝鲜扬州之间。另一个是东南亚、南亚、西亚，这一路线先经过海上航路在广州或福建登陆，然后经梅岭到达南昌（洪州）、九江（江州）沿长江下扬州。当时扬州所属的广陵郡，不仅是四方商贾聚集的大都会“广陵当南北大冲，百货所集”，是著名手工业生产基地，铜镜、织锦、漆器、制帽闻名于世，同时还是手工产品交流的国际性大都市，从东南亚、西亚而来的商人、旅客随处可见，当时扬州由波斯人开的手工品商店叫“波斯邸”，同时还有专门接待波斯商人的宾馆。

　　运河穿越太湖水系（江南入海通道）的入海通道在连接对外港口中是最重要最复杂的，主要包括三条出海通道：一是通过吴淞江经上海地区出海，从苏州往东进入吴淞江，经由水运枢纽青龙，福山经上海出海。由于自然条件限制，元代之前上海港规模很小，因此，与扬州、宁波相比，对外手工艺交流发展较晚，元代在上海设置市舶司，对外主要方向是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经由这一通道对外输出的手工产品主要是五色缎、绸、印花布、青布等丝织品。输入主要是象牙、犀角、珠宝等手工材料。二是通过娄江经过苏州到达太仓刘家港出海，刘家港因此繁盛，成为著名的“外通琉球、日本等六国，故太仓南关谓之六国码头。”而且这里相当繁华“大通番舶，琉球、日本、高丽诸国海船咸集太仓，成天下第一都会”，是江南运河通往海洋的重要国际港口。三是黄浦江通过苏州河与穿越太湖的运河水道联系。此外，借助太湖水系与海洋直接联系的还有杭州，自古以来苏嘉杭地区因与太湖紧密相连，运河在杭州出钱塘江便是东海，交通发达，自古手工商业发达。

　　宁波通道（浙东运河）：大运河越钱塘江南接浙江运河，在上虞与姚江、甬江相汇，通向东海。随着运河畅通及浙东经济的发展，浙东运河日益繁忙。唐之后宁波港的地位日益突出，浙东运河已成交通海外的重要通道，是手工产品通往朝鲜、日本、东南亚地区最重要的海上通道，甚至成为越窑青瓷的始发港。2003年，印尼爪哇井里汶发现沉船上就有来自唐末至五代时期10万多件高品质越窑青瓷，这艘船无疑通过浙东运河经宁波港出海去往西亚地区的。此外，唐代晚期之后，明州成为对日手工产品输出的主要港口。

　　从利用效率及影响力看长江通道、太湖通道、宁波通道是运河对外输出手工产品的主要通道，尤其是唐代之后，随着江南地区经济发展兴起了大量精细手工艺种类，如竹器、瓷器、丝绸、漆器、铜器及日用器皿，成为世界各地人们追求圭臬。长江通道、太湖通道、宁波通道日益成为运河沟通中国与海外手工产品交流的最重要输送通道。

　　从时间看，不同历史时期运河通往海上通道侧重不同，唐代出海通道主要集中在淮安、宁波、扬州。越窑青瓷由运河经明州、扬州输送到朝鲜、日本、东南亚、西亚诸国，尤其是越窑青瓷在唐末至五代时期达到鼎盛时期。这时，对日本手工输出的通道日臻成熟“日本由肥前松浦郡的值嘉岛（今平户岛与五岛列岛）直接横渡东海到达明州、再通过内河航运进入钱塘江口的杭州。转入隋代时开通的京杭大运河直达当时的贸易中心扬州，甚至京城长安，即著名的南道航线。”此外，这一时期北方诸多窑生产瓷器经过汴河到扬州港远销海外。两宋时期，尤其是南宋宁波、杭州成为对外海上输出的主要通道，输送的目的地与唐代大致相同，只不过由于地缘接近的关系，更侧重于东亚朝鲜、日本。北宋元丰三年曾出台《元丰广州市舶条》规定，能放行外贸商船只有广州、明州、杭州；明州市舶司放行往日本、高丽船只，即使是福温州、泉州的商船去日本、朝鲜，也要在宁波办理出口许可证。元代经运河输送到海上的港口主要是宁波港及江南运河出海港刘家港。明清时期江南通道则成为运河对外输送的主要通道，输出目的地包括日本、朝鲜及欧洲诸国。

　　从输出规模看经运河直接输送最多的手工产品是丝绸、瓷器，这两种产品涵盖整个运河对外输送手工产品的历史全过程。此外，像青铜器、漆器、版画、扇子、纸墨笔砚等也都是运河参与输送的产品。从输送国地看，元代之前运河输送目的地是多元化的，包括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等地区。明代之后主要目的地是日本，如明朝就明确规定明州对外贸易主要目的地是日本，明洪武三年（1370年），在宁波、广州、泉州设置三地市舶司，明确规定，宁波港通日本。此外，日本手工产品也经过运河输送到内地。

　　山东输出到日本的大都是手工原料，如黄丝、紬、砚石、真丝、五色石及少量产自东昌的手工陶瓷器。不难看出，明清时期经由运河连接长江水道和宁波输送到日本大量手工产品中，南方地区输出囊括了产品、材料、工艺所有类型，北方地区相对单一除了部分产品外，更多集中在原料上。

　　丝绸是通过运河及海上贸易的重要种类，它不仅是单纯产品、原料出口，更重要的还有技术传播。从丝织品种看，经运河及海上贸易的主要有：缎、绸、绒、锦、绮、罗、纱、绫、绢、绡、纻丝。原料包括各类丝线：白丝（湖丝、苏丝、杭丝）、黄丝、茧丝、虫丝等。统计《诸蕃志》宋代丝绸对外贸易的品种有：假锦、锦绫、缬绢、皂绫、色绢、丝帛、红吉贝等。明代郑和随船携带有大量的丝绸，包括锦、绮、罗、纱、绫、绢、纻丝等面料丝织品。据《瀛涯胜揽》载：“中国青瓷盘碗等品，纻丝、绫绢、烧珠之物甚爱之”，用这些东西换购犀角、香料等物品。

　　不仅是产品，中国的丝织印染技术深刻影响世界各地，早在隋朝中国镂空印版技术及植物印染方法传入日本。不仅是印染，织造技术同样也影响了日本，日本著名丝织技术“博多织”就是在镰仓时代广泛吸收宋代丝织技术兴起的。此外，日本“西阵织”则大量吸收明朝丝织技法。我国不仅向日本输出大量生丝和丝织品，同时有丝织技术工人到日本去传技，尤其是对堺、山口的丝织业发展影响很大。如在日本天正年间（公元1573-1592年），明朝丝织工人到堺（大阪府中部城市）居住（很可能 有从明州出发的），传授“纹纱、缩缅、朱子、锻子” 等制织技艺。

　　瓷器是通过运河传播到海外的另外一个重要手工 艺种类。水路运送瓷器效率、安全性都远远高于陆路。因此，隋唐之后，水路运送瓷器成为首选，经运河输 往世界各地的瓷器种类丰富，品质优良，唐宋时期越窑、龙泉窑青瓷、北方白瓷、长沙窑釉下彩、青花等瓷器种类通过运河经海上丝路大量流入日本、朝鲜、 东南亚诸国、北非、西亚等地区。

　　通过运河参与海上贸易的手工艺品中还有漆器、扇子、螺钿、青铜器、纸笔、年画（版画）以及铁锅、针、小食箩等生活用具。漆器工艺对外交往历史悠久，扬州在唐代已经成为漆器生产中心，唐代漆器输往日本，正仓院中保留唐代螺钿、金银平脱。《筹海图编》卷二中列举明朝输入日本并深受日本人喜爱的物品清单中就有漆器。南朝鲜新安郡海域发现元代由宁波港出发货船上除了瓷器之外还有不少中国漆器及铜器，从该沉船出土元代“至大通宝”以及铸有元代庆元路（今宁波）金属秤砣可以推断该船经宁波输往朝鲜、日本。同时船上的青瓷、漆器、铜器，有青铜制的花瓶(尊形瓶、贯耳瓶、玉壶春形瓶、柑子口形瓶、净瓶、三足香炉、博山炉等）。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也有记载，宁波回赠日本贡品土特产中有较多朱金漆木雕家具，包括轿、椅、床、榻等。除漆器外青铜器也是对外交易的手工艺品，扬州是唐代著名铜镜制作中心，这些铜镜很多输送到日本、朝鲜，日本冲之岛出土很多扬州铸造海马葡萄镜、月兔双鹊八花镜、双鸾瑞花八花镜等，铜镜在日本、朝鲜的诸多古文化遗址中都有发现。此外，杜阳杂编《唐蛮货物帐》运往长崎的货物里有“板木绘”，这些“板木绘”就是明清时期桃花坞姑苏版年画，这些苏州年画输入到日本后被浮世绘吸收，丰富了构图处理方法及题材。

　　中国手工艺文明演进除了自身应具备内因——充分发育的农业文明、勤劳、智慧、创造性的品质外，同时还具有开放性特征。就本文所讨论的范围看：这一开放性特征体现在通过运河连接的海上丝绸之路源源不断把丝绸、陶瓷、漆器、铜器等工艺传播到世界各地，同时吸收世界不同地区的手工文明，形成相互促进、多元化的工艺交流路径，从而推动中华手工文明不断发展和自我更新。此外，以运河为连接输送线路中双向工艺传播和交流，应该引起我们特别的关注。丝绸之路不仅仅点到点的单向线性交流，如从宁波到东南亚、南亚、西亚、欧洲，更是通过运河把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连接成环形工艺循环交流，传统社会中国手工艺产品的国际知名度和地位越来越高，已具备国际化的特质。

　　（来源：运河网 编辑/方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