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月的农历初一至初六，十五至二十都是钱塘江天文大潮汛日。小编掐指一算，呀~钱塘江夏季大潮汛不就在这几天了嚒！
当运河遇上潮水，跟着小编一起来看看，智慧的古人如何搞定！
唐：开沙河
杭州本由海潮涨成平陆，唐时经常遭到潮水的冲击，地方官吏两次开沙河导水。
唐景龙四年 （710），宋璟开沙河。
宋璟开沙河的目的相当明确，是为了疏导、排泄涌入城内的钱塘江潮水，郎瑛《七修类稿·杭地考》引潘同《浙江论》云：“唐中宗景龙四年(710)，沙方渐涨，地方平坦，而州之司马始开沙河。考其时乃宋璟也。”
唐咸通二年（861），崔彦曾开沙河。按照钱塘江潮水从东南向西北冲涌的形势，又依杭州东部海滩不断向东扩展、潮水不断向东退去的规律，杭州刺史崔彦曾开沙河。
“沙河塘，在钱塘县治之南五里，潮水冲击钱塘江岸，奔逸入城，势莫能御。咸通二年 (861)， 刺史崔彦曾开三沙河以决之。曰外沙、里沙、中沙。”潮水涌上岸后，任其由三沙河不停泻去。
据后人考证，外沙河在今建国路以东，里沙河即菜市河，中沙河即今庆春门出赫山之前的沙河，而羊坝头可能就是崔彦曾所筑隔截海潮倒灌入城之坝。
宋：筑塘浚湖
宋时，海潮倒灌、田庐淹没，依然是杭州运河治理中的一件大事。
▲钱塘秋潮图（宋·夏珪绘）
筑塘
宋代，杭州地方当局始终关心海塘的修筑工作，先后筑塘21次。
大中祥符五年 (1012)，针对海潮冲击钱塘江西北堤岸、直逼杭州城垣的险情，杭州知州戚纶、转运使陈尧佐采用梢健，以护其冲，设法防捍，并“斩材役工数万”，筑成一条7里长堤，“虽湍漫数丈，不能为害。”
大中祥符七年 (1014)，江淮发运使李溥、内供奉官卢守懃改用钱镠筑塘旧法，实石于竹笼，累叠成堤岸，再打上大木桩，绵延7里。
景佑四年 (1037)，知杭州俞献卿、工部侍郎张夏采用纯粹巨石砌成海塘，是为石塘建筑之始。自六和塔到东青门（今庆春路与东青巷相交处附近）共12里，随损随治，众赖以安。
卢庆历四年 (1044)，知州杨楷、转运使田瑜调集两浙、江淮、福建等路和附近10余县兵丁5000余人，复用张夏的方法，采用条石层层上叠，“辇石畚土，持锸执杵之役，相属数十里之外。”筑堤2200丈，高5仞，广4丈，自龙山距官浦2000丈，修旧而成，自御香亭下创为200丈，石坚土厚，相当胶固。
庆历七年（1047），改用王安石的陂陀法，即斜坡塘，从钱塘经仁和、海宁、海盐、平湖到金山一带，长300多里，防止了海潮的冲涌，保护了两岸的居民和农田的利益。
▲夜潮图（宋·李嵩绘）
浚湖
杭州的运河，赖西湖提供水源，与西湖的关系相当密切。
景德四年 (1007)，王济出知杭州，针对撩湖兵废后、西湖水涸草生、渐成葑田的现状，发动百姓疏浚西湖增置斗门，以备渍溢之患。
卢庆历元年 (1041)，资政殿学士郑戬知杭州，发动百 姓数万人开浚，“发属县丁数万人，尽辟豪族僧寺规占之地。仁宗嘉之，降谕诏奖。”
元佑四年（1089），苏轼知杭州，历陈西湖有水产、饮用、灌溉、航运、酿酒等重大作用，发动百姓20多万浚治西湖。
元：治护相结
陆有马站，水有水站——元代重交通网络的建设，为解决运河的水源，振兴商旅，两次大浚杭州诸河，使城内运河仍与钱塘江水道相沟通。
▲浙江图，描绘了杭州港宋元时期对外交往频繁
为保护河道，稳固堤基，元政权还下令各地路、州、县政军官员，要在各自的城郭周围、河道两岸、急递铺道店侧畔，栽植榆、柳、槐，并派人养护，使长成大树。
当时杭州至大都的运河干道两岸，“皆植杨柳及他树，夏季行人，可以避日乘凉也。”城内主要街道、内外河道两侧绿树野貌，垂柳依依。
从单纯的治到治与护相结合，元代对运河的管理水平明显提高。
明：内外结合，标本兼治
明政权视京杭运河如命脉，十分重视运河的管理，在重点治理改造闸漕、河漕、湖漕的同时，对浙漕也加强了管理，并多次整治，做到内外结合，标本兼治。
对内而言，完善制度，及时疏浚。
为保证城内外运河基本畅通，漕运顺利，明政权就水源管理、堰闸管理、河道管理等作了详尽规定，周密布置。
如永乐九年（1411），规定江南河深不能超过7尺，目的是充分利用水源，防止河水多泄；成化十二年(1476)，规定江南河必须两年疏浚一次，而岁修、大挑时，堤防应与河道同时修治，以防不虞。且不断颁布各种规章，尽量做到有章可循，责有所归。
对外而言，创新技术，修筑海塘。
明地方政权不惜大量人力、财力和物力，多次大规模兴修浙西海塘，达16次之多。
永乐年间，修筑土、石塘11185丈。成化十三年 (1477)，修复海宁因岸崩而坍毁的海塘，并筑备塘10 里。弘治元年(1488)，海盐知县谭秀用“内横外纵”法，重修石堤900余丈。弘治十二年 (1499)，海盐知县王玺用“纵横交错”叠砌法，重修塘堤。万历三年1575)，嘉兴同知黄清采用浙江水利佥事黄光升所创 “五纵五横鱼鳞式塘“修筑技术，修石塘750丈，土塘倍之，修复未尽圮石塘2790余丈，从而增强了抵御海潮侵袭的能力，减少了潮灾的危害。
清：置闸门，改坝为闸
到了清代，大运河担负着每年400万石的漕粮运输任务，是清王朝名副其实的生命线，备受统治者重视。
康熙（1684），裘炳涨上书朝廷，要求开挖城河，疏浚河道，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杭州河道问题症结之所在：
“今者城内河道日就淤塞，殆三百余年矣。其弊在去涌金门外之闸，而增新河闸闸板。”
裘炳涨的上书，得到了当时浙江巡抚赵士麟的采纳与支持，杭州城中的河道，从清波门三桥址起，经回龙桥、众安桥以南， 沿中宫桥一带，城西北沿着梅家桥一带，原先已经全部淤塞的12里长的河道全部得到疏浚。
同时，从涌金水门开始，经洗马桥、烈帝庙，北循武林门，南抵正阳门，又南抵南新关等水流较浅的地方，也完成了疏浚整治工作。
▲会城图（引自雍正《浙江通志》）
雍正五年 (1727)，李卫两浚贴沙河，南北各置闸门，改中河龙山坝成船闸。经过疏浚治理，杭州城内仍保持着条主干河道以及纵横沟通而又联系京杭运河的城内水系。
（来源：杭州运河世界文化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