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文化在当代的价值，首先是它的政治经济价值，然后再是它的文化意义。从中国运河历史来看，运河的首要功能应是它的政治、经济功能，运河文化只有在此视野中才能得到较好理解。
一、从“东西”到“南北”
中国运河起自于秦汉时代，但在汉末之前，中国运河多是军事功能。运河真正发挥政治经济功能，要从中国文明中心从“东西”转向“南北”开始。
隋唐之前，中国的文明中心其实是以“东西”为主轴的。司马迁《史记》：“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河、洛之间”就是黄河和洛水交汇的冲击平原上。此地水土肥沃，地势开阔，夏、商与周的核心势力范围都在此地。至周代，以沣水为中界，周文王在南岸建起了丰城，周武王又在沣水的北面建立起了镐京，合称“丰镐之地”。从周开始，关中地区作为政治核心一直延续到唐，司马迁写道：“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关中之地面积虽然不大，人口也不多，但它的财富却占据了整个国家的十分之六。到了东周，当周天子对天下约束力减弱的时代，东周迁都洛阳。
而当时的东南之地其实还是蛮荒之地。司马迁对齐鲁之地多有肯定，对于今天的东南之地，也就是楚越之地，则相当的不肯定，《史记》里写道：“楚越之地，地广人希……。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干金之家。沂、泅水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小人众，数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鲁好农而重民。”这就是在隋唐之前，从“关中”到“江淮”的文明歧视链。
这一切到了魏晋时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公元208年，东汉权臣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形成。220年，建立了曹氏政权为中心的魏代。随后，司马氏政权代曹而立，建立了西晋，定都洛阳。但这时发生了 “五胡乱华”，“五胡乱华”一直从西晋灭亡（316年）到北魏在北方建立起了自己的统治（439年），持续了一百多年。公元317年，司马睿在建康（今南京）建立东晋政权，汉民为躲避胡人残暴统治，纷纷大量地南迁。这一时期共有六次南迁高潮，累计迁入过百万。北来的侨民大量涌入东南之地，带来了先进的农业与工具，东南之地崛起，这在南北朝时已经有了迹象。这时候，北方的两大水利工程“郑国渠”与“白渠”逐渐失去作用，导致了北方的衰落。
二、运河与国运
有人说一部世界史就是一部城市史，对于中国历史，我们也可以这么说，一部中国历史，三分之二是运河史。
从汉代说起。对西汉时期的长安而言，人口不到20万的西安其实并不特别需要运河。关中有郑国渠、白渠，加上黄土超强的繁殖能力，这为当时的长安，提供了很多粮食。到了西汉后期，却越来越依赖运河。值得注意的是，汉代运河并不是从江淮之地运米而是从“关东”，“关”指的是是函谷关，位于今天的河南省三门峡市灵宝市函谷关镇。“关东”则是指今天山东、山西、河北一带，基本上就是中国的华北平原。然而，汉代把华北平原的粮食通过运河运到长安，却遇到了三门峡的“中流砥柱”，就是狭窄河道中的两方巨石。
到了唐代，唐代前期对运河的依赖尚不深刻。但到了唐高宗时代，已经全部都需要依靠江淮之米。因为此时，唐代的军队发生了重要改革，从“府兵”制变成“募兵”制，这导致国家得拿出大量的粮食来养这些“募兵”，再加上当时的唐政府在建立新的朝代之后，官僚机构增加，所以粮食需求大大增强。但之前所提到的运河三门峡河段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因此当时的惯例是，如果在长安吃不饱了，当时的皇族就陆行到洛阳，饱吃一顿，然后返回西安。所以唐初皇族的日子也不好过。当时，大诗人白居易从江南到长安，带着自己的诗篇去见著作郎顾况，顾况看着诗人的名字说，“长安米贵，居大不易。”这里的“米贵”，其实是对当时长安实况的写照。
公元733年，裴耀卿主持潜运，改行新法，延长三门峡两头的水运距离，而缩短当中的陆运距离。漕粮在三门峡东边集津仓由水转陆．到了三门峡西端盐仓再下船水运，于是陆运全程被缩短为9公里，运费大省，运量大增，每年漕运从关东地区运到长安的粮食达到了400万石。这就是漕运历史上著名的“转般法”。“转般法”带来了唐代的极盛，而它的的中衰、中兴与灭亡都与运河有极大关系。
在唐以后，赵匡胤建立了宋朝，在汴京（开封）建立了首都。《宋史·河渠志》中写道：“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黄仁宇曾经说过，当时宋代财富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原因就跟运河的好好利用有关。然而到了宋徽宗时期，宋徽宗特别喜欢道教，在开封城里大肆兴建宫殿。当时的宰相蔡京就投其所好，他在南方为宋徽宗采买了大量的假山假石，通过运河漕运运过来。不仅如此，蔡京还废除了“转般法”，采用直运法，发运司的钱被蔡京的亲信胡师文用来献给了蔡京，中饱私囊。蔡京这么一折腾，本来畅通无阻的运河已是气息奄奄，最后导致公元1127年，整个宋王朝被金人攻下。到了南宋，康王赵构在临安(杭州)建立了南宋政权。在宋金对峙期间，从镇江到杭州的一段是隋炀开凿的江南河，南宋王朝从来没有断绝使用。为什么南宋政府偏居一隅而能维持150余年，与这段运河关系很大，因为当时整个东南的财富都从运河运到杭州。
到了元代，建都北京。元代统治者像外科手术一样实施了两大工程。首先是疏通了通惠河，沟通了天津到通州再到北京的河流；再一个是疏通了会通河，因为运河的地势并不是一马平川，其地势海拔最高的地方在山东半岛。运河水到这个地方容易过不去。打通会通河以后，这才使京杭大运河全线通航，南北漕运的运道从此大体定型。元代的运河其实更主要依靠海运。运河真正发挥作用的是在明清两代。
令人奇怪的是元代的海运这么发达，明代却坚决地抛弃海运，只是依赖大运河。这是因为在洪武年间发生了“胡惟庸案”。明太祖朱元璋在“胡惟庸”案中竟然发现了有大量的朝鲜人、日本人，甚至南亚和东南亚人，这导致了整个明代的闭关锁国。在明代疏通运河的工程中，值得一提的是“白英老人”的故事：正是白英老人的建议，才保证了山东段运河畅通。明代运河真正发挥作用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军事作用，第二个是营建北京城的主要通道，最后一个作用是通过运河，南方对北方的“保姆式供应”：当时从江南的供应名单中，除了谷物占据首要地位外，其他物品包括新鲜蔬菜和水果、家禽、纺织品、木料、文具、瓷器、漆，几乎所有的物品都通过大运河进行输送，诸如箭杆和制服之类的军需品，答帚和竹耙之类的家用器具，也经过运河运送到北京去。
到了清代，在康熙、雍正、乾隆三代时运河还是运作不错。但由于黄河经常改道，再加上当时的淮河也出现了水质恶化，正是这两条河流导致了运河河道淤积，水道不畅的情况。后来，靳辅一连上八道奏折，史称“治河八疏”，就是将黄河、淮河、运河视作一个整体，全盘考虑防汛、减灾、通航、漕运等事宜。事实证明，靳辅的方案是可行的，保证了清政府几十年间运河的畅通无阻。然而，到了道光时期，除了河道淤积，运河还出现了很大的问题：随着人口的增多，江南与浙江地区的粮食在满足当地人口后已所剩无几，原先的“苏常熟，天下足”的形势，变成了“湖广熟，天下足”，江南与浙江地区已然人口过剩，粮食无法自给自足，然而政府仍以由两地为沼粮的主要征集区，负担大半漕粮，江南人民不得不从长江中上游购入大量粮食。至道光六年（1826)，清廷决议设海运总局．雇商从海上运潜粮至北京，河运自此遂废弃。
三、运河对中国城市布局与性格的影响
运河不仅是影响了中国国运，而且对中国的城市有重要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运河对中国历代皇都的影响。
中国历代都城的选择，主要是受三个因素的影响：（1）君王的龙兴之地，就是说，君王从哪个地方起兵的就在哪儿；（2）靠近少数民族自己的家乡；（3）靠近运河，从关中地区到从洛阳，从开封到杭州，从杭州到北京城，也可以看出运河在历代皇帝建都的时候的影响有多大。运河还影响了隋唐以后皇都的格局。
比如北宋的都城汴京（今开封）。汴京在赵匡胤建立都城之前，其实是比较小。当赵匡胤开始建都之后，“太宗骑马寻疆”，就是赵匡胤骑马从城门处出发，一直到马跑不动的地方，以此为界建设城市。当汴京变成了皇都的时候，跟长安完全不一样。首先，当时长安是“坊市制”，就是将住宅区（坊）和交易区（市）严格分开，街户的开门必须面向街道，而且不能高过别人的房子。但在开封这座运河城市，打破了“坊市制”。做买卖的人和居住的人住在一块了，然后允许建5层以上的高楼了，商业气氛立马变浓了。其次，开封的宫廷和园林多了起来，就是适合于游玩、散心的地方多了起来。再次，是在当时开封城周围，出现了很多居民住宅，店肆和手工业作坊。所以北宋汴京跟长安相比它的消费意味、娱乐意味变浓了。
对于北京的影响就更大了。侯仁之先生曾经在书里面说，金代时，人们在寻找水源的过程中，发现了“海淀台地”。在元代，为了解决运河用水，郭守敬主持修建水利工程，出了这样的计策：“大都运粮河不用一亩泉旧源，别引北山白浮泉水，西折而南，经瓮山泊，自西水门入城，环汇于积水潭，复东折而南出南水门，合入旧运粮河，每十里置一闸，比至通州，凡为闸七，置斗门互为提阏，以过舟止水。元世祖命速行之，丞相以下皆亲操畚锸，工既成，帝还自上都，过积水潭，见舳舻蔽水，大悦，赐名曰‘通惠河’。”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通惠河”。这套水系贯穿了整个北京城，它为北京城不同的人提供了不同的活动场所。
第二、对中国城市布局的影响
大运河对中国城市布局也产生了重大影响。1600年左右，明代一位作者列了一份全国最大城市的清单，清单上所列城市排序如下：北京、南京、杭州、镇江、广东、福州、苏州、松江、淮安、扬州、临清、济宁、仪真、苑湖和景德镇。在l 5座省会城市中，有5座坐落在漕河地区，说明运河对中国城市布局的影响。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我们需要另外专门去研究。
第三、运河对城市性格的影响
当时周王分封天下，将自己同宗同族的人分封到各地，并在各地建立起市镇，这些市镇就是最初的城市原型。毫无疑问这些城市都是政治性的。到了秦代，秦在各个地方建立的城市，它的军事性的象征功能比较强。汉代、隋唐时期也是如此。但是运河使得中国城市慢慢地变成了消费型的城市，变成了饱含着人情味儿的城市。
其次，运河它使得中国城市变得日益多元了。最明显的就是开封。一本传记中曾经介绍道，在赵匡胤的统治之下，当时有我们今天所谓的将近20多个民族居住在开封城里面。开封、洛阳等城市的性格可能跟运河所带来的多元气息有关。
第三、运河还使得城市里面情色因素多了起来。隋唐之前的妓女，跟后世宋代所指的妓女并不是相同的意味。隋唐时代妓女往往是作为男性知音存在的，但在宋之后便出现了公开的皮肉生意。不仅情色因素多了起来，而且从隋唐之后在城市中还出现了一种很特殊的人物，浪子。
四、关于运河文化的几点看法
大运河从根本而言其实是政治与经济的产物，因此，理解大运河文化应从政治经济角度去理解。我认为，大运河文化研究，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研究大运河文化，不能美化大运河美化。运河在修建过程中，政府对民众的强行征役，以及运河在运行中的“与民争水”等，都是客观存在的。
第二、我们在思考大运河文化的时候，要把对大运河文化与大运河的世界文化遗产框架给区分开来。世界文化遗产把大运河定位成定位成“文化之河”。但大运河除了文化作用之外，还有更重要的功能，比如说经济功能、生态功能等。
第三，大运河的经济功能非常值得重视。大运河在历史上起了重要的经济功能，尤其是明代和清代。在当代，运河其实与现代化经济起了相互补充的作用。
第四，重视大运河的生态功能。虽然大运河已经停运，但在航道之上，它所产生的大量沼泽，国家级森林公园，包括树木都在，这就是大运河的生态功能。
第五，将运河看做人们生存与生活的“活”空间，运河文化遗产与人文精神的问题才能被谈起。我很认同高小康教授所提倡的“活的文化”。虽然大运河是国家品牌，但民众对于大运河的利用，应当是对大运河文化考察里面相当重要的一部分。
第六，我们对于大运河文化不能零打碎敲地去发展，应当建立起完整的运河遗产（包括非遗）的评估与保护体统。运河文化遗产其实与沿线各地的文化构成了区别。在今天发展大运河的时候，我们应制定文化标准，按这个标准去普查，看看大运河上到底有多少文化遗产，盘盘运河文化的“家底”。
作者简介
耿波，1976生，山东沂源人，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来源/常州市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书香上海）
